第二章 非典，隔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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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一位身强体壮的警察一把把我拉了过去，递给我一个口罩：“走，你们两个跟我走！”
走就走，朗朗乾坤，光天化日，还能怎样！我想着，刚想配合他要走，那位姑娘拉了一下我的衣摆，向我使了使眼色，示意我好好解释一下，不要跟他们走。
我一想到她要被隔离，我要是也被隔离，不就有机会和她相处了嘛，于是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全不予理会。
姑娘见我没理会她，就嘀咕了一句：“脑袋有病！”
从火车站出口向右拐，是一个警察值班室，我们被送了进去。
正对门口摆了一张桌子，一个女警在登记，见到我们，问道：“姓名！身份证号码！”
我先进去，就答到：“朱小华，”然后告诉她身份证号码。后来她又问电话号码，家庭住址之类的，我都一一作答。
轮到那位姑娘了。由于忘了问她名字，我就特别留意听。
原来她叫“朱丽。”
“名字挺好听！是你自己改的么？”我问道。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她有些诧异的问道。
“朱丽，罗密欧朱丽叶嘛！这么好听的名字，不太像那辈人起的名字。你原来叫什么？”
“我说了，你不许笑啊！”
“不笑，笑的是儿！”我伸出小拇指。
“谁要你这么大的儿，换个说法。”
“笑的是狗，小狗！”
“那我说了啊！一言为定啊！不许笑！笑的是小狗！”
“嗯，一言为定！”
她清了清嗓子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“我原名叫朱娟。”
“这也不好笑哇，”我有些不解。
朱丽白了我一眼，不理我了。
我们登记完，就从警察室出来，然后上了停在道边儿的一辆中巴车。路上我一直在想，这个名字有什么好笑的，还值得反复叮嘱不许笑。我嘴里不停的嘀咕：“朱娟，朱娟，这不是猪圈吗！啊哈哈哈哈......”想到这里，我实在有些控制不住了自己，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“你确定这不是送往精神病院的？”驾驶员见我莫名发笑，对送我们上来的警察说道。
“不排除这种可能，不过精神病儿也得隔离。”
“那是文的还是武的呀？要是武的要不要请求支援啊？”司机问道。
“莫得事，你开你的车，莫得事，”送我们的警察拍了拍司机，找了个位置坐下来：“有我在，莫得事。”两个警察拿我开涮，聊得好嗨。
车上原本有几个人，我们上来后，又送来了几个人。待坐满后，就发车开走了。
“你这反射弧也太长了点儿啊，小狗！”朱丽不满的对我说道。
恰逢成都重修路面，还有架高架桥的，汽车不仅总是堵，还各种绕道。汽车一路颠簸，开了好久才到隔离的地方。我们依次的下了车，在警察的指挥下列队站在一个小院子里。
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有点像是来到了一个宿舍。
一位穿保安服的大叔从屋里走了出来，站在台阶上，对我们喊话：“你们到这里来，是按照规定，必须进行隔离观察。复查没有问题的，可以离开。有问题的，哪儿都不能去，老实在这里呆着。趁这个功夫你们跟亲人和领导说一声，报个平安。”
于是乎大家都掏出手机打电话，现场似乎炸开了锅，乱糟糟的。
这种事儿我不能告诉父母，以免他们担心，就拨通了上司刘颖的电话：“喂！领导！我被隔离了。”
“什么！隔离了啊！隔离多久啊？”刘颖问道。
“不清楚，这得看情况，如果复查有问题的话就得继续隔离，没问题的可以早些走。”
“那你有没有问题啊？”
“我没有问题。”
“没有问题你怎么被隔离了啊？”
“坐火车时我对面那个人被隔离了，我是被连带的。”
“叫你屁娃儿动作快点，去坐大巴车，你非得慢腾腾的，大巴车也没坐上，这下好了！坐火车！你隔离去吧，最好永远别回来！”
“姐姐！你不要这么说嘛，不吉利。”
“谁是你姐哟！你自个儿表现好点儿，早点儿出来，重新做人！”
“个人爬！爬远些！老子又不是坐牢，铲铲个重新做人！”我急呼呼的把她电话挂了。
朱丽先和公司领导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又给她妈妈打了个电话。好像她妈特别担心她，似乎在催她回沈阳去。朱丽一个劲儿的说没有事，然后就是抱怨，说回去后脸上会长痘痘。最后母女俩应该是不欢而散，朱丽也是气呼呼的把手机摁掉了。
说是隔离，也就是把我们和外界隔离，我们相互之间还是可以互相走动，就是不能出院儿。院门锁着，出不去。
自从早上出来，我们还没吃饭，折腾了半天，我都饿得不行了，午饭吃了不少。
我所在的房间里摆放了四个铁架床，是上下铺。考虑到我比较年轻，主动挑了个上铺，翻了上去。
这个房间并不大，睡我们四个人，感觉和大学宿舍差不多，不一样的就是室友年纪大了些。
刚开始来的时候，大家相互之间还有些新鲜感，天南海北的吹牛聊天。我的下铺是位大哥，来自贵州，目前在成都打工，每年回两趟老家，他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满意。他说：“我在成都，这一年也挣不少，离家也不算特别远，比去海南强。”
“你以前在海南干啊？”
“嗯！在海南干！海口、三亚，啥都干。现在海南完了！干完活一年到头也拿不到工钱，别说我们拿不到，就是包工头小老板从大老板那里也拿不到。那些个房子就烂在那里了，遍地都是，没修完，没有人要。”
“那你在成都做什么啊？”
“在成都进厂，比较稳定！”
“那你被隔离了会不会被开除啊？”
“我问过了，不会。”
“那还好，那还好！”
我对面下铺的是一个做期货的小伙子，平时不主动和大家说话，一有时间就打电话问期货价格怎样了。一天，我问他做期货现在是亏了还是赚了。他轻飘飘的说了一句：“赚了几百万吧。”
大家都不大信，认为他在吹牛。
直到有一天，他对着手机破口大骂，说他们害他亏了一千多万，哭得十分伤心！我们才相信了。由于非典的缘故，证券市场也不好过。
我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，是同事发来的一个段子：两人在餐馆吃饭，一人想吃海鲜，另一人劝他，说他病没好，海鲜是发物，不要吃。他坚持要点，还大喊大叫“我非典，我非典！”于是被人按住带走了。
关于非典的段子开始多了起来，大家都发挥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各种调侃非典。
朱丽和其他三个女孩住一个房间，刚开始的时候情绪还比较稳定，后来就越发无聊了，于是我们就时不时串门聊天，聊以打发时间。
这期间，她把我的裤子洗了，要把她的裤子换回去。
我说，不行啊，我没裤子换，把你裤子又弄脏了。
朱丽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脸刷的一下就红了。过了一会人，稳定住了情绪，对我说道：“那你也得把我裤子还我啊！”
“那我洗了再给你吧，”我小心翼翼的说道。
“唉！算了吧，信不过你，怕你洗不干净，我自己来吧。”
于是乎就把裤子换回去了。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，每次吃饭的时候碰到她，都很不好意思。
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，有一天，我坐在下铺，双手抓住上铺床沿，准备来一个翻身上床，不知怎的，床没稳住，翻了，把我砸在了下面。
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一位身强体壮的警察一把把我拉了过去，递给我一个口罩：“走，你们两个跟我走！”
走就走，朗朗乾坤，光天化日，还能怎样！我想着，刚想配合他要走，那位姑娘拉了一下我的衣摆，向我使了使眼色，示意我好好解释一下，不要跟他们走。
我一想到她要被隔离，我要是也被隔离，不就有机会和她相处了嘛，于是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全不予理会。
姑娘见我没理会她，就嘀咕了一句：“脑袋有病！”
从火车站出口向右拐，是一个警察值班室，我们被送了进去。
正对门口摆了一张桌子，一个女警在登记，见到我们，问道：“姓名！身份证号码！”
我先进去，就答到：“朱小华，”然后告诉她身份证号码。后来她又问电话号码，家庭住址之类的，我都一一作答。
轮到那位姑娘了。由于忘了问她名字，我就特别留意听。
原来她叫“朱丽。”
“名字挺好听！是你自己改的么？”我问道。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她有些诧异的问道。
“朱丽，罗密欧朱丽叶嘛！这么好听的名字，不太像那辈人起的名字。你原来叫什么？”
“我说了，你不许笑啊！”
“不笑，笑的是儿！”我伸出小拇指。
“谁要你这么大的儿，换个说法。”
“笑的是狗，小狗！”
“那我说了啊！一言为定啊！不许笑！笑的是小狗！”
“嗯，一言为定！”
她清了清嗓子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“我原名叫朱娟。”
“这也不好笑哇，”我有些不解。
朱丽白了我一眼，不理我了。
我们登记完，就从警察室出来，然后上了停在道边儿的一辆中巴车。路上我一直在想，这个名字有什么好笑的，还值得反复叮嘱不许笑。我嘴里不停的嘀咕：“朱娟，朱娟，这不是猪圈吗！啊哈哈哈哈......”想到这里，我实在有些控制不住了自己，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“你确定这不是送往精神病院的？”驾驶员见我莫名发笑，对送我们上来的警察说道。
“不排除这种可能，不过精神病儿也得隔离。”
“那是文的还是武的呀？要是武的要不要请求支援啊？”司机问道。
“莫得事，你开你的车，莫得事，”送我们的警察拍了拍司机，找了个位置坐下来：“有我在，莫得事。”两个警察拿我开涮，聊得好嗨。
车上原本有几个人，我们上来后，又送来了几个人。待坐满后，就发车开走了。
“你这反射弧也太长了点儿啊，小狗！”朱丽不满的对我说道。
恰逢成都重修路面，还有架高架桥的，汽车不仅总是堵，还各种绕道。汽车一路颠簸，开了好久才到隔离的地方。我们依次的下了车，在警察的指挥下列队站在一个小院子里。
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有点像是来到了一个宿舍。
一位穿保安服的大叔从屋里走了出来，站在台阶上，对我们喊话：“你们到这里来，是按照规定，必须进行隔离观察。复查没有问题的，可以离开。有问题的，哪儿都不能去，老实在这里呆着。趁这个功夫你们跟亲人和领导说一声，报个平安。”
于是乎大家都掏出手机打电话，现场似乎炸开了锅，乱糟糟的。
这种事儿我不能告诉父母，以免他们担心，就拨通了上司刘颖的电话：“喂！领导！我被隔离了。”
“什么！隔离了啊！隔离多久啊？”刘颖问道。
“不清楚，这得看情况，如果复查有问题的话就得继续隔离，没问题的可以早些走。”
“那你有没有问题啊？”
“我没有问题。”
“没有问题你怎么被隔离了啊？”
“坐火车时我对面那个人被隔离了，我是被连带的。”
“叫你屁娃儿动作快点，去坐大巴车，你非得慢腾腾的，大巴车也没坐上，这下好了！坐火车！你隔离去吧，最好永远别回来！”
“姐姐！你不要这么说嘛，不吉利。”
“谁是你姐哟！你自个儿表现好点儿，早点儿出来，重新做人！”
“个人爬！爬远些！老子又不是坐牢，铲铲个重新做人！”我急呼呼的把她电话挂了。
朱丽先和公司领导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又给她妈妈打了个电话。好像她妈特别担心她，似乎在催她回沈阳去。朱丽一个劲儿的说没有事，然后就是抱怨，说回去后脸上会长痘痘。最后母女俩应该是不欢而散，朱丽也是气呼呼的把手机摁掉了。
说是隔离，也就是把我们和外界隔离，我们相互之间还是可以互相走动，就是不能出院儿。院门锁着，出不去。
自从早上出来，我们还没吃饭，折腾了半天，我都饿得不行了，午饭吃了不少。
我所在的房间里摆放了四个铁架床，是上下铺。考虑到我比较年轻，主动挑了个上铺，翻了上去。
这个房间并不大，睡我们四个人，感觉和大学宿舍差不多，不一样的就是室友年纪大了些。
刚开始来的时候，大家相互之间还有些新鲜感，天南海北的吹牛聊天。我的下铺是位大哥，来自贵州，目前在成都打工，每年回两趟老家，他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满意。他说：“我在成都，这一年也挣不少，离家也不算特别远，比去海南强。”
“你以前在海南干啊？”
“嗯！在海南干！海口、三亚，啥都干。现在海南完了！干完活一年到头也拿不到工钱，别说我们拿不到，就是包工头小老板从大老板那里也拿不到。那些个房子就烂在那里了，遍地都是，没修完，没有人要。”
“那你在成都做什么啊？”
“在成都进厂，比较稳定！”
“那你被隔离了会不会被开除啊？”
“我问过了，不会。”
“那还好，那还好！”
我对面下铺的是一个做期货的小伙子，平时不主动和大家说话，一有时间就打电话问期货价格怎样了。一天，我问他做期货现在是亏了还是赚了。他轻飘飘的说了一句：“赚了几百万吧。”
大家都不大信，认为他在吹牛。
直到有一天，他对着手机破口大骂，说他们害他亏了一千多万，哭得十分伤心！我们才相信了。由于非典的缘故，证券市场也不好过。
我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，是同事发来的一个段子：两人在餐馆吃饭，一人想吃海鲜，另一人劝他，说他病没好，海鲜是发物，不要吃。他坚持要点，还大喊大叫“我非典，我非典！”于是被人按住带走了。
关于非典的段子开始多了起来，大家都发挥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各种调侃非典。
朱丽和其他三个女孩住一个房间，刚开始的时候情绪还比较稳定，后来就越发无聊了，于是我们就时不时串门聊天，聊以打发时间。
这期间，她把我的裤子洗了，要把她的裤子换回去。
我说，不行啊，我没裤子换，把你裤子又弄脏了。
朱丽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脸刷的一下就红了。过了一会人，稳定住了情绪，对我说道：“那你也得把我裤子还我啊！”
“那我洗了再给你吧，”我小心翼翼的说道。
“唉！算了吧，信不过你，怕你洗不干净，我自己来吧。”
于是乎就把裤子换回去了。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，每次吃饭的时候碰到她，都很不好意思。
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，有一天，我坐在下铺，双手抓住上铺床沿，准备来一个翻身上床，不知怎的，床没稳住，翻了，把我砸在了下面。